2011年3月18日 星期五

留個清白在人間


一直以來,沒有打算在這個博客上發表甚麼高耀潔老師的近況。朋友之間相聚,沒有理由大書特書。然而,這次有點不同。

去年第一次來到她紐約家中,果真有恍如隔世之感。高老師比我年長四十餘歲,我們會做成好朋友,已超越年齡界線,復在異鄉重逢,更是穿越空間距離,碰巧我在美國讀書,碰巧我們都在東岸,否則,也沒那麼容易見一面。從二零零三年相識以來,我們終於可以在毫無壓力、不用提防跟蹤監聽被捕,寬懷地聚聚舊。如果她還在中國,我們會有這樣相聚的一天嗎?

第二次見到她,是今年一月。那趟紐約行,我是專程去找她的,在她家中留了一夜,翌日便坐車回波士頓。那天高老師身體顯得十分虛弱,整晚拉肚子,晚餐也沒吃下甚麼。正值紐約的隆冬,她皮膚敏感癢到不得了。看到她的模樣,心裡煞是難受。如果她稍為向河南省政府妥協一下,或許就不用八十歲高齡還要離鄉別井,有生之年難望重回老家。可是,因著她這份堅持,摘善固執,驘得別人的尊重和敬佩,如果她懷有一點私心,對政府的所作所為,視而不見,那個就不是高耀潔老師了。

兩天前,我們第三次見面。登門拜訪前,我已想好要寫一篇關於她的文章。許是上次見到她的情況太令我擔憂,記者基因作祟,促使我想記錄底高老師在美國生活。

這次是近半年來看見到她最精神奕奕的一次,沒有抱怨身體不適,窗外陽光普照,襯託得她心情更輕鬆。我帶來一盆植物,她欣喜地收下,說她知道這種盆栽,會長得又高又大。她平常深居簡出,除了寫書、看資料,便是種盆栽。我特地挑了一盆較長壽的植物,老闆說容易照顧,長高了,剪下葉瓣放入水中,又會生出一棵新的。

高老師同意讓我在博客上發表關於她的文章。其實,我心中的問題很簡單,到底她滿意在這裡的生活嗎?

高老師說,能有一個獨立居所,對此之前她在德州寄住別人家中,畢竟現在算是有一個歸宿,比較安心。她說,很多人都知道她的地址,沒有必要保密,偶然也有一些朋友來拜望她,可是,她絕非來者不拒。高老師說只見可靠的朋友,對於那些她不信任、品格可疑、來訪目的不明的人,她說感到莫名其妙,但其實她經常都提及,有些人無非想借用她的名聲,以募捐為名而斂財自肥。對此,她嚴守自己的原則:「留個清白在人間。」

那麼她在內地的家人呢?高耀潔老師的大兒子是大學教授,二女兒是婦產科高級醫生。這段日子以來,她並沒有跟兒子直接聯繫,因怕牽連他的孩子,所以都是靠膽子較大的二女兒傳達訊息。雖然她已經跑到國外去,但她兒女、孫子孫女的電話電腦仍然受到監控。有時候電話駁通了,立即斷線﹔再駁才通,這是在中國很慣常的監聽技倆。都是家常話,到底河南省政府防甚麼?這個政府怕甚麼?甚麼樣的政府會怕自己的人民怕得要命?

至於在加拿大的老三,至今都沒有與她和好。高老師形容,二人關係非常惡劣。這是另一章叫人婉惜的故事。高老師在回憶錄《高潔的靈魂》增訂版中,公開了一封,在她「逃亡到美國後」小女兒寫給她的一封信:

「你在走讓國人謾罵的路。你繼續這樣折騰下去吧。等你死的時候,沒有一個親人在你身邊。你將在孤獨和寂寞中死去。」

高老師寫道:

寫這封信的不是別人,正是我的小女兒。

…如此惡毒詛咒我的是我的女兒,她雖然是我身上分離出去的骨肉,但和那時個時代飽受「階級鬥爭」教育的孩子一樣,她不是吃我的奶長大的—她自幼吃的就是「狼奶」,這狼奶已滲入了她的靈魂,改造了她的人性,使她長出了一口狼的獠牙。

…再說,我還有個自信:儘管到我死的那一天,你不會來,但我的身邊絕不會缺少真正的朋友來送行的…謂余不信,請拭目以待。

孟夫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魚我所欲章》)

對孟子的兩難選擇設問,先聖如是論,我亦如是答,既是對我兒女的,也是對中國和這個世界的。

我將信守這一誓言,直至生命的終結。

2011年3月12日 星期六

報與不報

中東革命,到底FacebookTwitter發揮了甚麼作用,討論至今仍然熾熱。周四下午,希拉里的發言人 PJ Crowley,到訪MIT主講一個研討會,主題是新興社交媒體與美國外交政策。

出席者不算十分踴躍,大概二十人。我遲到了十五分鐘,後來聽說在開始前,主辦單位並沒有交代活動是否off the record

在答問時間,Crowley被問到,他怎樣看,被指向WikiLeaks洩密的美軍Bradley Manning ,據報受到不人道對待?Bradley Manning目前仍在獄中等候聆訊。Crowley回應,指國防部的做法是 “ridiculous and counterproductive and stupid”。

當時出席研討會,還有另一位Nieman Fellow,來自BBCPhilippa Thomas。她在講座接近尾聲時,問Crowley今天的談話是否on the recordCrowley想了一想,同意是 on the record

Philippa 旋即在她的個人博客上載了一篇文章,引述了Crowley的回應。結果不消一天, BBCGuardian均有報道這宗新聞。據Guardian 的報道,奧巴馬今天在白宮記者會上,被記者追問如何回應Crowley對國防部的批評:

As news of the remarks rippled through Washington, President Obama was forced to address the subject of Manning’s treatment for the first time.

Asked about the controversy at a White House press conference, Obama revealed he had asked the Pentagon “whether or not the procedures that have been taken in terms of his confinement are appropriate and are meeting our basic standards. They assure me that they are.”

對於Philippa主動提問,研討會是否具名談話,有人在她的博客表示不滿,認為一位政府高官出席研討會,只要他沒有說明是不具名,記者理應假設高官所講的一切都是可以具名引述。有人更說,即使高官表明不具名,但任何一個記者聽到該番言論,都有責任報道,以捍衛公眾知情權。

我們fellow之間也討論起這個問題。這個研討會是由一所大學主辦 ﹣然而是否公開讓公眾參與,則不太清楚 ﹣但這裡不少大學主辦的研討會,都屬於學術性質,一般都被視作私人談話性質。好像Nieman Foundation每周三的研討會,便一早講清楚是不具名談話。

有朋友反駁說,這次的研討會性質,既然主辦單位沒有先旨聲明,為何Philippa主動要求高官澄清?

老實說,在現場的我並沒有想得那麼深。縱然有聽說過Manning這個事件,但畢竟對美國政情不太在行,故此並不太掌握高官這番評論有多「震憾」,也沒有深究Philippa這個做法是否不智。當時想,無非在博客寫寫文章,沒甚麼大不了,可以寫便寫,不可以寫便作罷。

該好好想一下,換作是自己,會這樣處理嗎?嗯,不錯,又上了一課,有賺。


後記:Crowley在三天後宣布辭職


2011年3月10日 星期四

調查報道2

香港的調報道為何不成氣候?從這個話題,和朋友一直聊到,究竟國際社會對香港還感興趣嗎? 做記者的理想又是甚麼?

今晚Nieman Foundation有一晚宴,頒發Taylor Family Award for Fairness in Newspapers,這個獎項由二零零二年設立至今,今年度的得獎作品是Argus LeaderGrowing Up Indian入圍作品則有The Sacramento BeeWho Killed Amariana,以及The Washington PostPaths to Jihad

獎項表揚的是Fairness,公平。相對於Objectivity,客觀,或Balance,平衡報道,Fairness沒有了假惺惺的所謂「平衡意見」,以為甚麼都各打五十,甚麼都正反各佔一半,報道便算公正﹔至於「客觀」,更是難以定義,討論到天荒地老都搞不清,到底以哪一把呎來量度客觀或主觀。

得獎作品,或為弱者發聲,或追縱遭人忽略的故事。在南達科卡州(South Dakota)的印第安人保留地,這些原住民面過著怎樣的生活,大部分人都沒有留意。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後,從俄羅斯到美國,從索馬里到印度,年輕一代的穆斯林在這十年間經歴了甚麼?他們當中部份人,怎樣走上聖戰之路?

晚宴後,跟朋友聊到,這類經年累月的調查式報道,在香港如何不成氣候。

朋友問,為甚麼?

傳媒老闆沒興趣,嫌費時、花錢。香港亦沒有甚麼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你想取得政府部門內部記錄,除非有二五仔,否則難過登天﹔即時有內綫,往往也只限於個別事件,好像Las Vegas Sun那樣取得二百九十萬份病人記錄,迹近不可能。

朋友問,為甚麼不嘗試改變現狀?在美國,很多途徑可申請資助,不一定要為傳媒老闆打工。

美國人對香港還有興趣嗎?而且,在香港做freelance記者,殊不容易,生活逼人,年輕記者都一直在抱怨,薪金低得可恥。

朋友說,為何你們不團結起來爭取?例如集體罷工?你們沒有工會嗎?沒有保障工會的法律嗎?為何你說美國人對你們沒有興趣?即便如此,為何你們不動起來,改變這個狀況?你們就這樣甘於做奴隸一樣嗎?(「奴隸」,從來沒想過做記者仿如奴隸,朋友有點言重了。)

對,我們不夠團結,很多人怕丟飯碗,因為要養家,養父母,養子女,養自己,而香港生活指數太高了,沒有多少人能靠做freelance度日。回歸以後,西方國家對香港都失去興趣了,想成功申請美國那些funding,必須先要對方認同你的重要性,可是,幾乎人人都北望神州了,管得了你小小一個香港?

朋友說,你太頑固了。你們不站起來,便永遠受人壓逼。你為甚麼總說外國對香港沒興趣?即便是沒興趣,你們是可以扭轉現狀。做記者,不是應該堅持理想嗎

或許我真的錯了,是工作日子久了,不自覺被香港那扭曲畸型的制度洗腦?從這個長長的對話中,感到自己有點相信宿命。留在新聞界,到底還談不談理想?做freelance真會餓死?

這個朋友,較我年輕十多歲,十年八載後再見,他會否仍在堅持,抑或他會變成今天的我?

2011年3月8日 星期二

調查報道


註:四月十八日消息,LA Times 的 Breach of Faith,獲選普立茲公共服務獎。

星期一晚上,Shorenstein Center 公布一年一度的Goldsmith Awards in Political Journalism。我坐在JFK Junior Forum較高位置,看到地下一個攝影師,忙著用長鏡拍照,但同時又要看顧兩部DV。為甚麼是兩部?是一隻腳架上再有一個一分為二的臂架,放著兩部DV。當講者在台上侃侃而談傳媒前景,我看看這個攝影師,一個人、三部機,暗忖難道這就是新聞界的未來。

言歸正傳,Goldsmith Awards共有兩項,一個是表揚與新聞業著作有關的作者,另一獎項則是頒發給傑出調查報道的記者。

今年得獎者是Las Vegas Sun記者Marshall Allen及Alex Richards。 Marshall說,Las Vegas Sun在當地其實並不為人熟悉,因為他們是夾附在Las Vegas Review-Journal內的一份八頁報紙,人們都知道RJ,但提起Las Vegas Sun,大多數人都沒有留意他們的存在。

Las Vegas Sun只有不夠二十名記者,這次擊敗的對手卻有Washington Post,National Public Radio(NPR – 我每天都收聽的公共廣播電台),LA Times等重量級傳媒,Las Vegas Sun這次猶如大衛擊倒哥利亞。

Las Vegas Sun得獎作品是Do No Harm: Hospital Care in Las Vegas,調查歴時兩年,整理了二百九十萬份病歴紀錄,追查到底當地醫療服務有多不濟,經過大量數據分析後,記者鎖定目標,調查有多少入院病人受到本應可以避免的損傷、感染、甚至死亡。

這篇報道本身是一個極其吸引的故事,上網看他們的graphics,充滿創意。今早Marshall到我們班上講述如何做這次調查報道時,強調除了文字記述外,他們攪盡腦汁怎樣令讀者更易明白吸收,與負責製作flash的同事,構思了互動的圖表、地圖,又有全版的黑白單頭圖片、video訪問等。

其餘五個作品,都不是省油的燈,我較為喜歡LA Times 的 Breach of Faith,和NPR的Behind the Bail Bond System,很生活化,與一般市民距離不會太遠。

在今午研討會上,其他入圍記者都說,其實沒有人知道一個調查報道要花多長時間才能完成,而在策略上而言,他們都不會一開始就跟上司說,這個調查需時一年或兩年。他們會用一個上司較能接受的說法,例如一、兩個星期,或一個月,然後,拖得一天得一天,拖下拖下便一年,甚至兩年。事實上,這些記者大都要同時兼顧日常採訪,只有Washington Post的記者是全職做調查報道。

談到報社和電視台不斷縮減人手,例如聽說最近ABC大幅縮小編制百分之二十五,NPR將要面臨削減資源,經濟不景氣,傳媒老闆如何應付經年累月的調查報道所需的開支?

Las Vegas Sun的 Publisher Brian Greenspun,笑笑說他不會去估算做一個調查報道的成本支出是多少,因為看了數字後,保證明天便不會再想派記者繼續調查。他強調,辦傳媒一定要對社會有承擔,希望改善社會環境。

坐在台下的我,愈聽愈心寒,在香港,有多少記者何曾聽過自己上司跟你談社會責任(或者只有在無人工加時,才會抬出做記者的理想云云美言)。可是,一句無budget,是一個多麼方便藉口,一刀將你的題目了斷,也不怕你投訴甚麼自我審查,反正有甚麼稍為敏感故題,對唔住,無錢,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