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

近日Nieman的網站更新了學人資料，新一屆學人報到，我們變成了舊人。可是，在alumni fellows那一欄，我卻發現經過了一年交往，職員仍然搞不清楚我的姓和名，亂寫一通﹔受到此對待還不只我一人。

記得去年還未去美國報到前，Nieman職員誠意地詢問我，在公布新一屆學人的新聞稿上，我想名字怎樣寫法，因為他們說會尊重不同國家、不同種族對姓名處理。當時覺得無怪乎人家都說美國東岸對不同文化十分包容，而當中波士頓地區更是表表者。我回覆他們說，希望沿用中國人一貫寫法，先姓後名。

哈佛大學取錄的各國留學生十分多，其中中國留學生（與加拿大）位列榜首。我沒有天真地認為當地人會對中國人完全接納，但期望多幾分尊重乃人之常情。

生活下來，公道地說，沒有感受過甚麼種族歧視，可是，總隱隱覺得大家之間隔了一重紗 ﹣ 若不是一道牆的話。客客氣氣的，熱情談不上，君子之交還可以。

記得有一天，與幾個學人和他們的家眷聊天。其中一位他父親來自英國、成長於紐約、長居巴黎的美國人說，劍橋市的人夠虛偽，與英國人差不多。又隔了一段時間，從我業主處聽到，原來劍橋市有一個稱號"People’s Republic of Cambridge"，意指這裡十分自由派，思想開放，包容接納多元文化。

上網查找這個有趣稱號，發現有人為它留了一個註腳：劍橋市看似自由開放，但實質極之保守。似乎與那位美國朋友的觀察十分吻合。

回頭看看到今時今日，Nieman職員仍然把中國人的姓和名弄混。別忘記，過去多年都有中國人當選學人，換句話說，有足夠時間讓職員了解中國文化，包括中國人姓名，但仍錯漏百出，說明了甚麼？

修理記

話說回來沒幾天，家裡廁所漏水，要找水喉師傅修理，一天便修好，三百大元，快靚正。

想起在美國劍橋的家，廁所水箱水長流，本來與我無關，反正業主交水費，可是覺得太浪費，那些都是食水，日夜在流，流走了多少地球寶貴資源，於是請業主找人修理。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快將半年了，問題仍未解決。業主說找了承辦商，請他們派人來處理（不要問我為何修理水廁都要勞師動眾找承辦商，我也不明所以）。但每次說會來，最後都踪影全無。問業主，他說是因為修理廁所太瑣碎，師傅都不想接，所以一有其他工作便寧願放棄我們。

好了，到了元旦過新年，我旅行回來，發現門打不開。話說大門有兩個鎖，但業主只給我其中一把鎖匙，他說另外一個門鎖的鎖匙他已遺失了，而那把鎖是要用鎖匙才能關上，換句話說，我從來不會用它的。

當我發現不能打開大門，原來是這個已經棄用的鎖被鎖上，莫名其妙。拖著行李，在元旦夜我只好找來鎖匠開鎖，折騰了幾小時，終於搞妥了。盛惠二百二十元﹣美金。這還不包括我一個人夜媽媽應付那位鎖匠﹣他要我到樓下幫他看車，免被抄牌，而他就一個人開鎖，打爛把鎖開門後，他就一個人在我家換鎖…他問我：你擔心我是壞人？我一時答不上話，但心裡在想，會擔心也算是正常吧？

那把鎖到底為何會鎖上？愛尋根問柢的我，當晚已發現屋內不對勁，廚房洗碗盆有一些泥積，感覺有人曾經進入我家﹔第二天又在廚房垃圾筒發現一些不屬於我的垃圾，好像一些零件。迷底解開了，原來管理公司說樓下住戶投訴我的廚房漏水，因為事故緊急，他們找不到業主（業主也去了旅行，聖誕加元旦，外遊高峰期。他又沒有手提電話，聯絡不上），所以管理公司便帶著工人自行開門入屋修理。

管理公司持有住戶鎖匙，這並不稀奇，在外國，業主往往都會交低一套門鎖，以防萬一。可是，偏偏管理公司原來有齊門匙，而且他們很有手尾地，把那個門鎖也鎖上。

想說的是，其實修理水電這門子的工作，要趕快做不是不能做，只是看你有沒有心。而在美國這個聲稱尊重私隱的地方，管理公司說入屋便入屋，事後連字條都沒有留下一張。回頭想想，當時的確有點害心怕，誰進來過？幹了甚麼？為何門鎖離奇鎖上？管理公司居然沒有考慮向我交代。如果不是我被關在門外，也許我永遠都不知道曾經有人來過我家修理水喉。

買槍的自由

讀區家麟《他他巴》提到美國人對擁有槍械的執著，想起在挪威奧斯陸認識的三個美國人，纏著我和來自羅馬尼亞的學人Stefan，硬要說服我們為何人人都應該有買槍的自由。經過一天的論壇，這種討論令我們倍感疲累，而且心生久久不能揮去的厭惡。

五月份時，我和另外兩名學人，獲邀出席Oslo Freedom Forum (但主辦者是美國人，並非挪威)。三整天的論壇，有部份講者的確很有趣，有一些令你想翻枱。

由獲邀那一刻開始，我就把這場活動視作看看眼界，見識美國人的做事態度和風格。但那晚遇上的三個美國人，實屬意料之外，因為他們並非主辦單位職員，只是受僱於幫忙拍攝特輯，介紹這個論壇和訪問部份講者。

那晚結束了一天的論壇後，大會為我們安排晚宴，自由座。我和Stefan流連在外飲啤酒，到場時大部份人已就座，只有在角落的那張枱還有幾個空位。我們坐下來，環顧一下旁邊的人，噢，有一位今天發言、來自摩納哥的講者，他的演講十分精彩，深入淺出介紹了他的國家，如何虛偽扮民主。我和Stefan抓著他攀談，不亦樂乎。

同枱的另一邊，有三個白人，聽口音是美國人，與一個大隻佬在聊天，Stefan從名字就看出是同鄉（後來才發現那位男士，是羅馬尼亞政府派來保護前總統的保鑣，該位前總統是講者之一）。無意間聽到他們提起香港，於是大家自我介紹一番，聊起天來。

那三個美國人來自德州，兩男一女，剛自立門戶開了一間製作公司，年紀看來廿來歲。主辦單位聘請他們來拍攝論壇，包括訪問那位大隻佬保護的羅馬尼亞前總統。

記不起後來為甚麼會聊到美國槍械問題，我早知對著來自德州的他們，這個問題不好惹，所以應該不是由我聊起的。

一如不少美國人的習慣（不管來自東南西北），他們一輪咀的抒發己見。好像Lelia所說，就是要讓人感覺字字珠璣。他們的觀點很簡單，就是擁有槍械是基本自由，為何政府可以有槍，但平民百姓不可以？為何警察可以有特權，但一般人卻被剝奪擁有槍的自由？他們還說自己不信任現屆政府，更不會信任警察。（奇怪，小布殊在任八年時，他們又是否信任警察呢？）

一開始我就覺得，無謂爭辯，聽聽他們的意見就好了，所以我說，或許我們的社會環境不同，我們看槍械，並不是以基本自由角度出發﹔我還說，香港基本上很安全，我們不需要槍來保護自己。

其中一個男的問，那麼香港人都沒有槍嗎？有沒有持械行劫？

我說，不是沒有，但很少，藏械在香港是十分嚴重的罪行。

他說，那麼就是說，香港還是有人有槍。那你為甚麼說香港人不覺得需要槍。

我說，是的，還是有人有槍，但屬於非法（我不想糾纏其實香港也有人有槍牌，合法地擁有槍）。

他說，所以香港不是沒有槍。

我重覆地說，有是有，但不合法。而且絕大部份人都沒有槍，也不覺得需要用槍來保護自己。

他問，如果你說香港很太平，不需要槍保護自己，為何你們的政府又要立法禁止擁有槍？

我只好又重覆地說，立法禁止槍械是保障市民安全。

說到這裡，唯一女孩問我，可是你們沒有槍，如何確保（guarantee）自己安全？

我有點沒好氣地說，怎樣保證？是的，沒有甚麼可以絕對保證的。可能待會我們步出這間酒店，被車撞死，你說我們怎樣確保自己沒有意外？長命白歲？

這位女孩一時接不上話（在我的經驗，美國人會接不上話極少見），最後仍然堅持說，沒有槍怎可能保護自己？

我只好說，在香港，我們基本上真的很安全，而且不見得有槍便會安全，當人人都有槍時，這個世界更不安全。

然後，討論又回到買槍是否基本自由。

我說，每個人都有基本自由，但有些自由不是絕對的，是有一些約束的。

那個沒禮貌女孩居然向我翻白眼，認為我的說法很可笑。

這時候，原來與另外兩個男子在辯論槍械問題的Stefan插咀，不認同擁有槍與有人權自由有何干。

討論暫時停止了，台上嘉賓開始發言，接著是大提琴演奏表演，可是結束後，那三人意猶未盡，拉者我們繼續聊。開門見山，我說實在太累了，不想再討論下去，可是他們極度難纏，不肯罷手，而翻來覆去，大家都重重覆覆自己的觀點。

已經接近零晨（是的，挪威日長夜短，晚飯是接近九點才開始），我們跟他們握手道別，還很美國文化地互道nice meeting you。夠虛偽。

再見

從Province Town告別旅行回到劍橋，黃昏時到Harvard Yard走了一圈。下了一星期的雨，離別前終於再見藍天一面。

甚麼最叫我不捨？就是藍藍的天。

這裡天晴是天晴，天陰是天陰，下著長命雨時，的確很討厭，有時大霧起來，潮濕的天氣和香港一模一樣，然而，並沒有自欺欺人的甚麼煙霞，鬼話連篇。

告別派對上，有些朋友哭得雙眼通紅，粧都溶化了，我輕輕拍一下其中一人的肩臂，卻把對方的淚水又催出來。有人默默呆坐，依依不捨，無聲的流著眼淚。有人飲酒狂歡，一直跳舞，是另一種擺脫傷感的方法。

我沒有哭，沒有狂飲，沒有跳舞。共聚的最後一夜，再次成為別人眼中典型的中國人，內歛，保守，克制。

哭不出來，是因為確實不算太傷感，聚散匆匆，也不過如是。

當然，這兒有叫我捨不得的人，例如來自俄羅斯的一位女子，獨立、自信但並不高傲，平易近人。

阿富汗朋友的太太，看著她從最開始，連與其他男士握手也不太願意，一句英文也不懂，到現在，我們可以用簡單英文交談，大合照時，她會熱情的攬著我腰，對其他同班男性朋友也不再抗拒，雖然我對伊斯蘭文化認識皮毛，但直覺告訴我，這是一位揚眉女子，並不是傳統所想，對一切唯命是從。

斯里蘭卡的朋友，被政府誣告，其後從獄中出來，去了美國。初相識時，他總是心事重重，無法投入喧鬧的生活中，這也是人之常情﹔慢慢地，他開始會笑，也會說笑話，最近的派對上，與其他朋友起舞。有一夜，我對他說：很高興看到你的快樂，不再愁眉深鎖。

縱使離別但無須哭泣，因為如果將來能見面的，一定會再見﹔不相見，也不表示不相往來﹔如果最後如斷線風箏，其實也不足為奇，友誼萬歲？本來就過於理想主義。

行李收拾得八八九九，四個大行箱，與剛來的時候一樣。十個月就這樣飛過。

朋友常常問，快回家了，興奮嗎？還是，想留在美國發展？

從來對移民美國都不感興趣，香港，從來都是我的家﹔而回家，平常不過的事，為甚麼會興奮？倒是這個月來，馬不停蹄，DC、New York、Oslo、 Province Town，尤其是去挪威那一趟，時差加上緊密行程，兼且不停認識新朋友，說話的口水都乾了。

就在這種疲累、而心情卻平靜得很的狀態下，今天把行李收拾得八八九九，四個大行箱，與剛來的時候一樣。十個月就這樣飛過。天氣炎炎，亦與最初一樣。想起來，冬天走了後，春天依然寒意襲人，一晃眼，夏日已至，沒有緩衝期，說來便來，二、三十度的氣溫，赤熱的太陽，吃不消。

寒冬與盛夏猶如黑白分明，容不下半絲曖昧﹔也如藍天一樣，藍就是藍，不帶半絲古怪的煙霞。捱過今年連本地人都說受不了的冬天，細細回味，如此簡單直接、清脆俐落、四季分明的天氣，或許正是新英倫可愛之處。

點解警察咁得閒？

初來埗到劍橋市，很快便發現一個有趣現象，我們家附近有一間博物館，正在拆卸中，地盤大門外，總有兩位警察叔叔把守。他們大多時候都是無所事事，看似在當值，但實際沒有甚麼工作，偶然有泥頭車出出入入，他們會幫幫忙指揮交通，截停馬路上的汽車，讓泥頭車進出。這些工作，在香港往往都是由地盤工人搞掂，何來勞煩除暴安良的警察？

地盤出口靠近一條短短的單向街，有時會封閉起來，禁止車輛使用。本來為了配合地盤工作，也並無不可。可問題是，單向街的另一端，既豎起封路告示，也放了路障，禁止車輛駛入，但居然還有兩名警察朝九晚五看守著路口。

也就是說，一個地盤，動用了四名警察的警力去維持交通秩序。本來就生活平淡如水的劍橋，交通疏疏落落，可想而知這幾位警察叔叔有多閒。

更莫名其妙的是，偶然有掘路工程，都有警員把守。千萬別誤會是甚麼大型掘路，其實只是掘一個好像香港路邊渠蓋大小的洞。有時候，甚至只是在大廈外牆燒桿，例如掛一個招牌，警員會站在警車旁邊，看著工人開工。

大半年來對這番奇景滿是問號，是警隊人手過剩？麻省政府有錢無掟使？但明明正在鬧財赤，為何如此浪費警力？

一對美國夫婦終於解開迷團。上星期我們在Maine，住在一對退休記者夫婦家中，向他們請教到底為何警察有這樣的閒功夫去管雞毛蒜皮的小事。他們解釋說，原來警察退休金的計算基準，是按照最後幾年的人工來釐定，超時工作愈多，退休金便愈高，所以才會平白無事也找事做，增加工作量。

一切都是錢作怪。不過，為何這裡的傳媒、議員對這荒謬的現象視而不見？

談一場戀愛

不得不承認，冬天的時候，討厭死劍橋了。那些雪髒得噁心，一潭潭污水，好幾次一腳插 下去，深不見底，心裡直發毛。從十二月開始轉冷，連續幾個月都在嚴寒中度過，手腳的關節痛得不得了，有段時間，連扭毛巾都有困難。日短夜長，天灰灰，心情也在鬱悶中，病倒的那個星期，甚麼意力都消磨殆盡，多想回香港，不願留在這個鬼地方。

天天在盼望春天快點來。沒有駕車，也沒有單車，每天都在走路，反而讓我有時間觀察大自然的變化。哪棵樹長出新芽，哪裡的花開了。秋天的紅葉，冬天光禿禿的樹丫，春天來了，樹上竟又長出小花，白色、粉紅色、黃色、桃紅色，忍不住駐足下來，傻傻的站在街頭賞花。在香港何嘗有此心情和時間去感受四季，大自然仿彿並不在存在，與我們無關。

遇上有華氏六十度的天氣，在心裡默默感恩，終於可以不用穿外套，輕裝上路。其實，這只是攝氏十多度，從前在香港，覺得是寒冬，可是在這裡，我會說，天氣真溫暖。

春天令我重新愛上劍橋。明朗藍天，和曦日照，冬天收起了的摺椅，重新放回Harvard Yard，走得倦了，坐在樹下發呆，在想，如果我是遊客，這番風景看在眼裡會是甚麼感受？會為那些嫩芽新葉而讚嘆大自然嗎？又如果我長居此地，還會偷閒在這春日中嗎？或許，只有我們這種短暫停留的過客，才會恨不得把一切都記住，捕捉一花一草的生長。這樣說來，我們是最幸運的，感受四時的變化，帶著閒情與這個地方…嗯，就像談一場戀愛。

留個清白在人間

一直以來，沒有打算在這個博客上發表甚麼高耀潔老師的近況。朋友之間相聚，沒有理由大書特書。然而，這次有點不同。

去年第一次來到她紐約家中，果真有恍如隔世之感。高老師比我年長四十餘歲，我們會做成好朋友，已超越年齡界線，復在異鄉重逢，更是穿越空間距離，碰巧我在美國讀書，碰巧我們都在東岸，否則，也沒那麼容易見一面。從二零零三年相識以來，我們終於可以在毫無壓力、不用提防跟蹤監聽被捕，寬懷地聚聚舊。如果她還在中國，我們會有這樣相聚的一天嗎？

第二次見到她，是今年一月。那趟紐約行，我是專程去找她的，在她家中留了一夜，翌日便坐車回波士頓。那天高老師身體顯得十分虛弱，整晚拉肚子，晚餐也沒吃下甚麼。正值紐約的隆冬，她皮膚敏感癢到不得了。看到她的模樣，心裡煞是難受。如果她稍為向河南省政府妥協一下，或許就不用八十歲高齡還要離鄉別井，有生之年難望重回老家。可是，因著她這份堅持，摘善固執，驘得別人的尊重和敬佩，如果她懷有一點私心，對政府的所作所為，視而不見，那個就不是高耀潔老師了。

兩天前，我們第三次見面。登門拜訪前，我已想好要寫一篇關於她的文章。許是上次見到她的情況太令我擔憂，記者基因作祟，促使我想記錄底高老師在美國生活。

這次是近半年來看見到她最精神奕奕的一次，沒有抱怨身體不適，窗外陽光普照，襯託得她心情更輕鬆。我帶來一盆植物，她欣喜地收下，說她知道這種盆栽，會長得又高又大。她平常深居簡出，除了寫書、看資料，便是種盆栽。我特地挑了一盆較長壽的植物，老闆說容易照顧，長高了，剪下葉瓣放入水中，又會生出一棵新的。

高老師同意讓我在博客上發表關於她的文章。其實，我心中的問題很簡單，到底她滿意在這裡的生活嗎？

高老師說，能有一個獨立居所，對此之前她在德州寄住別人家中，畢竟現在算是有一個歸宿，比較安心。她說，很多人都知道她的地址，沒有必要保密，偶然也有一些朋友來拜望她，可是，她絕非來者不拒。高老師說只見可靠的朋友，對於那些她不信任、品格可疑、來訪目的不明的人，她說感到莫名其妙，但其實她經常都提及，有些人無非想借用她的名聲，以募捐為名而斂財自肥。對此，她嚴守自己的原則：「留個清白在人間。」

那麼她在內地的家人呢？高耀潔老師的大兒子是大學教授，二女兒是婦產科高級醫生。這段日子以來，她並沒有跟兒子直接聯繫，因怕牽連他的孩子，所以都是靠膽子較大的二女兒傳達訊息。雖然她已經跑到國外去，但她兒女、孫子孫女的電話電腦仍然受到監控。有時候電話駁通了，立即斷線﹔再駁才通，這是在中國很慣常的監聽技倆。都是家常話，到底河南省政府防甚麼？這個政府怕甚麼？甚麼樣的政府會怕自己的人民怕得要命？

至於在加拿大的老三，至今都沒有與她和好。高老師形容，二人關係非常惡劣。這是另一章叫人婉惜的故事。高老師在回憶錄《高潔的靈魂》增訂版中，公開了一封，在她「逃亡到美國後」小女兒寫給她的一封信：

「你在走讓國人謾罵的路。你繼續這樣折騰下去吧。等你死的時候，沒有一個親人在你身邊。你將在孤獨和寂寞中死去。」

高老師寫道：

寫這封信的不是別人，正是我的小女兒。

…如此惡毒詛咒我的是我的女兒，她雖然是我身上分離出去的骨肉，但和那時個時代飽受「階級鬥爭」教育的孩子一樣，她不是吃我的奶長大的—她自幼吃的就是「狼奶」，這狼奶已滲入了她的靈魂，改造了她的人性，使她長出了一口狼的獠牙。

…再說，我還有個自信：儘管到我死的那一天，你不會來，但我的身邊絕不會缺少真正的朋友來送行的…謂余不信，請拭目以待。

孟夫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魚我所欲章》）

對孟子的兩難選擇設問，先聖如是論，我亦如是答，既是對我兒女的，也是對中國和這個世界的。

我將信守這一誓言，直至生命的終結。

報與不報

中東革命，到底Facebook、Twitter發揮了甚麼作用，討論至今仍然熾熱。周四下午，希拉里的發言人 PJ Crowley，到訪MIT主講一個研討會，主題是新興社交媒體與美國外交政策。

出席者不算十分踴躍，大概二十人。我遲到了十五分鐘，後來聽說在開始前，主辦單位並沒有交代活動是否off the record。

在答問時間，Crowley被問到，他怎樣看，被指向WikiLeaks洩密的美軍Bradley Manning ，據報受到不人道對待？Bradley Manning目前仍在獄中等候聆訊。Crowley回應，指國防部的做法是 “ridiculous and counterproductive and stupid”。

當時出席研討會，還有另一位Nieman Fellow，來自BBC的Philippa Thomas。她在講座接近尾聲時，問Crowley今天的談話是否on the record？Crowley想了一想，同意是 on the record。

Philippa 旋即在她的個人博客上載了一篇文章，引述了Crowley的回應。結果不消一天， BBC及Guardian均有報道這宗新聞。據Guardian 的報道，奧巴馬今天在白宮記者會上，被記者追問如何回應Crowley對國防部的批評：

As news of the remarks rippled through Washington, President Obama was forced to address the subject of Manning’s treatment for the first time.

Asked about the controversy at a White House press conference, Obama revealed he had asked the Pentagon “whether or not the procedures that have been taken in terms of his confinement are appropriate and are meeting our basic standards. They assure me that they are.”

對於Philippa主動提問，研討會是否具名談話，有人在她的博客表示不滿，認為一位政府高官出席研討會，只要他沒有說明是不具名，記者理應假設高官所講的一切都是可以具名引述。有人更說，即使高官表明不具名，但任何一個記者聽到該番言論，都有責任報道，以捍衛公眾知情權。

我們fellow之間也討論起這個問題。這個研討會是由一所大學主辦 ﹣然而是否公開讓公眾參與，則不太清楚 ﹣但這裡不少大學主辦的研討會，都屬於學術性質，一般都被視作私人談話性質。好像Nieman Foundation每周三的研討會，便一早講清楚是不具名談話。

有朋友反駁說，這次的研討會性質，既然主辦單位沒有先旨聲明，為何Philippa主動要求高官澄清？

老實說，在現場的我並沒有想得那麼深。縱然有聽說過Manning這個事件，但畢竟對美國政情不太在行，故此並不太掌握高官這番評論有多「震憾」，也沒有深究Philippa這個做法是否不智。當時想，無非在博客寫寫文章，沒甚麼大不了，可以寫便寫，不可以寫便作罷。

該好好想一下，換作是自己，會這樣處理嗎？嗯，不錯，又上了一課，有賺。

後記：Crowley在三天後宣布辭職。

調查報道2

香港的調查報道為何不成氣候？從這個話題，和朋友一直聊到，究竟國際社會對香港還感興趣嗎？ 做記者的理想又是甚麼？

今晚Nieman Foundation有一晚宴，頒發Taylor Family Award for Fairness in Newspapers，這個獎項由二零零二年設立至今，今年度的得獎作品是Argus Leader的 Growing Up Indian﹔入圍作品則有The Sacramento Bee的 Who Killed Amariana，以及The Washington Post的 Paths to Jihad。

獎項表揚的是Fairness，公平。相對於Objectivity，客觀，或Balance，平衡報道，Fairness沒有了假惺惺的所謂「平衡意見」，以為甚麼都各打五十，甚麼都正反各佔一半，報道便算公正﹔至於「客觀」，更是難以定義，討論到天荒地老都搞不清，到底以哪一把呎來量度客觀或主觀。

得獎作品，或為弱者發聲，或追縱遭人忽略的故事。在南達科卡州(South Dakota)的印第安人保留地，這些原住民面過著怎樣的生活，大部分人都沒有留意。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後，從俄羅斯到美國，從索馬里到印度，年輕一代的穆斯林在這十年間經歴了甚麼？他們當中部份人，怎樣走上聖戰之路？

晚宴後，跟朋友聊到，這類經年累月的調查式報道，在香港如何不成氣候。

朋友問，為甚麼？

傳媒老闆沒興趣，嫌費時、花錢。香港亦沒有甚麼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你想取得政府部門內部記錄，除非有二五仔，否則難過登天﹔即時有內綫，往往也只限於個別事件，好像Las Vegas Sun那樣取得二百九十萬份病人記錄，迹近不可能。

朋友問，為甚麼不嘗試改變現狀？在美國，很多途徑可申請資助，不一定要為傳媒老闆打工。

美國人對香港還有興趣嗎？而且，在香港做freelance記者，殊不容易，生活逼人，年輕記者都一直在抱怨，薪金低得可恥。

朋友說，為何你們不團結起來爭取？例如集體罷工？你們沒有工會嗎？沒有保障工會的法律嗎？為何你說美國人對你們沒有興趣？即便如此，為何你們不動起來，改變這個狀況？你們就這樣甘於做奴隸一樣嗎？（「奴隸」，從來沒想過做記者仿如奴隸，朋友有點言重了。）

對，我們不夠團結，很多人怕丟飯碗，因為要養家，養父母，養子女，養自己，而香港生活指數太高了，沒有多少人能靠做freelance度日。回歸以後，西方國家對香港都失去興趣了，想成功申請美國那些funding，必須先要對方認同你的重要性，可是，幾乎人人都北望神州了，管得了你小小一個香港？

朋友說，你太頑固了。你們不站起來，便永遠受人壓逼。你為甚麼總說外國對香港沒興趣？即便是沒興趣，你們是可以扭轉現狀。做記者，不是應該堅持理想嗎？

…

或許我真的錯了，是工作日子久了，不自覺被香港那扭曲畸型的制度洗腦？從這個長長的對話中，感到自己有點相信宿命。留在新聞界，到底還談不談理想？做freelance真會餓死？

這個朋友，較我年輕十多歲，十年八載後再見，他會否仍在堅持，抑或他會變成今天的我？

調查報道

註：四月十八日消息，LA Times 的 Breach of Faith，獲選普立茲公共服務獎。

星期一晚上，Shorenstein Center 公布一年一度的Goldsmith Awards in Political Journalism。我坐在JFK Junior Forum較高位置，看到地下一個攝影師，忙著用長鏡拍照，但同時又要看顧兩部DV。為甚麼是兩部？是一隻腳架上再有一個一分為二的臂架，放著兩部DV。當講者在台上侃侃而談傳媒前景，我看看這個攝影師，一個人、三部機，暗忖難道這就是新聞界的未來。

言歸正傳，Goldsmith Awards共有兩項，一個是表揚與新聞業著作有關的作者，另一獎項則是頒發給傑出調查報道的記者。

今年得獎者是Las Vegas Sun記者Marshall Allen及Alex Richards。 Marshall說，Las Vegas Sun在當地其實並不為人熟悉，因為他們是夾附在Las Vegas Review-Journal內的一份八頁報紙，人們都知道RJ，但提起Las Vegas Sun，大多數人都沒有留意他們的存在。

Las Vegas Sun只有不夠二十名記者，這次擊敗的對手卻有Washington Post，National Public Radio（NPR – 我每天都收聽的公共廣播電台），LA Times等重量級傳媒，Las Vegas Sun這次猶如大衛擊倒哥利亞。

Las Vegas Sun得獎作品是Do No Harm: Hospital Care in Las Vegas,調查歴時兩年，整理了二百九十萬份病歴紀錄，追查到底當地醫療服務有多不濟，經過大量數據分析後，記者鎖定目標，調查有多少入院病人受到本應可以避免的損傷、感染、甚至死亡。

這篇報道本身是一個極其吸引的故事，上網看他們的graphics，充滿創意。今早Marshall到我們班上講述如何做這次調查報道時，強調除了文字記述外，他們攪盡腦汁怎樣令讀者更易明白吸收，與負責製作flash的同事，構思了互動的圖表、地圖，又有全版的黑白單頭圖片、video訪問等。

其餘五個作品，都不是省油的燈，我較為喜歡LA Times 的 Breach of Faith，和NPR的Behind the Bail Bond System，很生活化，與一般市民距離不會太遠。

在今午研討會上，其他入圍記者都說，其實沒有人知道一個調查報道要花多長時間才能完成，而在策略上而言，他們都不會一開始就跟上司說，這個調查需時一年或兩年。他們會用一個上司較能接受的說法，例如一、兩個星期，或一個月，然後，拖得一天得一天，拖下拖下便一年，甚至兩年。事實上，這些記者大都要同時兼顧日常採訪，只有Washington Post的記者是全職做調查報道。

談到報社和電視台不斷縮減人手，例如聽說最近ABC大幅縮小編制百分之二十五，NPR將要面臨削減資源，經濟不景氣，傳媒老闆如何應付經年累月的調查報道所需的開支？

Las Vegas Sun的 Publisher Brian Greenspun，笑笑說他不會去估算做一個調查報道的成本支出是多少，因為看了數字後，保證明天便不會再想派記者繼續調查。他強調，辦傳媒一定要對社會有承擔，希望改善社會環境。

坐在台下的我，愈聽愈心寒，在香港，有多少記者何曾聽過自己上司跟你談社會責任（或者只有在無人工加時，才會抬出做記者的理想云云美言）。可是，一句無budget，是一個多麼方便藉口，一刀將你的題目了斷，也不怕你投訴甚麼自我審查，反正有甚麼稍為敏感故題，對唔住，無錢，講完。

Do No Harm: Hospital Care in Las Vegas

Las Vegas Sun publisher Brian Greenspun

一個人的晚餐

一個人在家吃飯的晚上。

無意中轉個身，看到在客廳鏡中的自己，定睛了好一會，原來我就在這裡，在這個廚房，這張高椅上。

論仇富

香港人是否仇富？富人抱怨，香港失去了我們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從前我們認為這是一個經濟高度自由的地方，只要你肯付出，努力而得到回報，人人都會尊重你。可是，今時今日，成功的商人，但卻處處被仇視，逢商必奸，誰還願意在香港投資？我們是否想香港變成福利社會？

想起Michael J. Sandel在Justice一書中，用了一個小章節論美國政府在金融海嘯後的救市行動。二零零八年十月，布殊政府向國會申請撥款七千億美元，拯救華爾街大行和金融機構。沒有人夠膽說這些公司應份得到納稅人的援助，不過，為了整體經濟利益，只好暫時放下公平與否這個問題。

可是，後來最爭議部份的是派花紅。納稅人的錢花出去了，但原來當中數以百萬計是派發給那些華爾街CEO做花紅，以AIG為例，政府動用一千七百三十億美元挽救了這間公司，但轉過頭二十名公司高層卻合共領取了一億六千五百萬美元做花紅，雖然後來有十五名高層退回花紅，稍稍平息了公憤，然而公眾仍然氣難平。

Sandel分析，整個事件的核心：公眾感到不公平／不公義(injustice)，認為這些CEO不配領取這些花紅，這些人太貪心，而可恨是，政府居然用納稅人金錢去獎賞貪婪。

這個說法表面看似成立。可是，這些華爾行CEO，在金融海嘯前領取的巨額花紅更驚人，相比起來，說他們現在比以前更貪心，好像不太成立。那麼，到底公眾真正不滿的是甚麼？

Sandel這樣說：

“This takes us to the heart of the complaint. The American public’s real objection to the bonuses – and the bailout – is not that they reward greed but that they reward failure.” (p 15)

奧巴馬在公布針對這些CEO領取花紅金額而設限時也這樣說：

“This is America. We don’t disparage wealth. We don’t begrudge anybody for achieving success. And we certainly believe that success should be rewarded. But what gets people upset – and rightfully so – are executives being rewarded for failure, especially when those rewards are subsidized by U.S. taxpayers.” (Feb 4, 2009)

美國人討厭的，是失敗者居然還獲得獎賞，這與美國社會一向所堅持的道德價值背道而馳。

回到香港，官員商界開口埋口說香港人仇富，已到了一個地步，部份香港人受催眠一樣，真的認為自己是仇富。在這個時刻，我們更加要清醒及理智地、好像Sandel一樣抽絲剝繭，搞清搞楚香港人不滿的到底是甚麼。是否每個成功商人都是我們的眼中釘？若答案是否定，哪些有錢人因為哪些原因而令人厭惡？到底我們是仇富，還是蔑視某些營商行為？例如富甲天下的大財團，旗下超級市場連紙皮都不讓阿婆執，一個斗零都賺到盡？又例如用廿蚊時薪請人洗碗，還要別人感激流涕，差點沒要下跪謝主隆恩？

那些頻頻為自己呼冤的商人，得閒可否拿出鏡子，照照自己的樣子，反思一下自己為何面目可憎？

我仍然相信，香港是一個獎賞努力的地方 ﹣ 有時候所謂獎賞不一定是金錢回報，（很灰，是不是？）但至少可以得到別人幾分尊重，晚晚睡得安樂。

快樂四十

生日派對，快樂四十。直至這刻坐下來，才發現居然整個晚上都沒有想起你，這三年來從未發生過的事。或許，你也想我不要再埋在悲傷中，想我過得快樂一點？

Justice

如果你的好朋友告訴你，他去意已決，生無可戀，連自殺計劃都擬好了，你會怎樣做？大數人應該都會想盡辦法勸說對方放棄這個念頭，曉以大義，首先你或許會叫他不要胡思亂想，好好過日子，然後再用十萬個理由來說明生命可貴，例如你會說，活在當下，還有很多事情等著我們去做，就此了結生命太可惜了﹔你又會說，自殺會令家人和朋友傷心悲痛，對在世的人太殘忍了。總之，活著的理由很多。

但又如果，你愈說下去，愈發覺自己的理據站不住腳，甚至連你自己都動搖：其實，為何硬要勸說朋友活下去？似乎他說的理由一個比一個更充份，但同時間，我們心裡總好像有一個仿似與生俱來的價值觀，即使理由多充份，自殺是不為社會所接受，總之就是「過了界」。

想談的並非歌頌人生真善美，而是最近看了一本書《Justice》，副題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原來在這個看似做純屬做人道理背後的邏輯，有莫大學問，與社會運作息息相關，一切社會福利、法律制定、經濟政策、企業管治、甚至大學啦啦隊的選拔，都離不開對justice的思辯，這本書論及的哲學，觸碰問題之廣，幾乎每個個案都可以獨立成書。

作者Michael J. Sandel是哈佛的星級教授，說是星級並非淨誇之詞，他授課的Sanders Theatre（見圖），座位超過一千，但每堂座無虛席，坐到上山頂。每次上堂，他都西裝畢挺，一手插袋，風度翩翩、施施然的慢慢說，對曾經回答問題的學生，他都能一一記住他們的名字。曾經有一堂，一位坐在我後面的女學生被他選中答問題，女孩的反應與粉絲迷偶像無異，先是尖叫一聲，問非所答完一輪後，繼續發出驚嘆聲。（有點似劉德華演唱會歌迷的表現。）他的課堂都被上載到Youtube，聽說在內地有不少追隨者。

這本書的內容和框架與課堂差不多，重點是分析utilitarianism及libertarianism兩大政治哲學，前著強調效益（對個人或社會），後者是完全自由主義派，透過分析這兩大學派，解開一些社會事件背後涉及的道德、公平公義等價值的迷思。

Sandel虚擬了一些例子來引導讀者思考。想像你正在駕駛一列電車，以時速六十哩行駛，突然看見前方路軌上有五名工人，這時候腳掣卻壞了，無法剎車，但突然你看見右邊有另一條路軌，只有一個工人在工作，如果你把電車轉右，雖然會殺掉一個人，但卻會救回五條生命（假設你非常肯定這五個人被撞，必死無疑）。你會怎樣做？

又假設你不是司機，而是一個在橋上的旁觀者，當時你旁邊有一個胖子，你知道如果把他推落路軌阻止火車的去勢，那麼犧牲胖子一人性命，可以令那五名工人免於一死。你又會怎樣做？為何大部份人會認為司機將火車轉右、同樣以一命救五人，較為可以接受？而把胖子推落火車軌，總好像不對勁？又再假如，胖子站在橋上的一道活門，那麼你不用親手推胖子落路軌，只要扭一扭活門的開關，胖子就會跌下去，你又會否覺得好過一點？而如果站在橋上的你，知道原來弄壞腳掣的就是這個胖子，你會毫不猶豫推他落路軌嗎？

一大堆假設，都是為了引起讀者思考，不同的道德原則有時是會互相矛盾，所以我們要找出那些道德原則更重要，或者在哪些情況應該用哪套原則？

當然，正如Sandel說，在真實生活中，面對的局面更為複雜，他找來很多生活上的例子，由華爾街CEO在金融海嘯後仍領取巨額花紅是否等於獎賞失敗、風災過後商販開天殺價的行為是否有違社會公義、煙草商和車廠以金錢衡量生命價值是否等同蔑視生命、以至大學選拔傷殘人士做啦啦隊員是否對健全人士不公平（須知道加入啦啦隊在美國大學是何等光榮的一回事），其實是涉及我們對人對事的價值觀，宏觀一點，就是社會公義。

在汪洋大海般的事例中，Sandel釐清脈絡，到底資本主義社會是否真的如自由學派所說，完全信奉市場力量，只要雙方同意，你情我願，干卿底事？如果是這樣的話，假如有個九十歲阿婆，家裡壞水喉，維修工人收取巨額酬勞，就當是十萬元，阿婆又同意喎，當她去銀行提款時，職員多口問了句阿婆要這麼多錢做甚麼，當發現修水喉要十萬元時，銀行會立即判斷這是騙案，幫阿婆報警，但為甚麼是騙案？不是你情我願嗎？（你情我願這四個字，我在拍攝最低工資時，聽尊貴的張宇人議員說得最多的一句話。）

有人會反駁，這是不公平的協議，因為阿婆沒有足夠知識或認知能力，所以她與工人之間那十萬元維修費協議並不生效。好了，按照這個說法，那麼一些企業以極低工資聘請員工，那麼這份協議（員工合約）又公平嗎？自由學派會說，這是你情我願，我是老闆，開出這個酬勞，員工自願為我打工，又怎樣不公平呢？

可是， 今天你是大老闆，他是小員工，是真的完全是自由市場的結果嗎？還是因為你碰巧生活在某個社會、某個時空，需要你擁有的能力，所以你今天是大老闆？如果用時光機送你回到古代弱肉強食的原始社會，恐怕以張議員的才智也未必能大派用場。所以你今天得到的名譽地位財富，其實都有相當部份是這個社會給予，是謂社會責任的因由，並不能事事以資本主義、自由經濟而開脫。

又再說回你情我願，如果這是金科玉律， 那麼人體器官交易又如何？好了，有人會說，如果出賣器官可以救回一條生命，有何不可？可是， 這個觀點已不是單純你情我願，當中還有道德判斷，因為我們認為救人一命是高尚行為。針對這一點，Sandel虚構情節，如果出賣器官給一個有錢人當作家居擺設，那麼大家同意嗎？即使買賣雙方你情我願，相信大部人都會說有無搞錯，由此可證，其實在我們的社會運作中，是有高於你情我願的價值標準。

Sandel在書中舉了一個真實例子，一個美國男子想一嚐人肉味道，求死士一名，最後真有一名應徵著願意被殺被吃掉，事後這名食人狂被收進監牢。這明明是絕對你情我願，為何該名男子會被判有罪？Sandel提出一個問題，我們真的擁有自己嗎？

說回文首的自殺問題，我們聽到朋友有自殺計劃會感到不安，即使無法反駁、甚至有點認同他自殺的理由，仍然難以附和他的做法，正正出於我們有道德判斷，生命的價值並非一份收支平衡表，社會不鼓勵自殺，也不容許任何人奪去別人的生命。好像大欖扯唔埋，但實際上是一脈相承的道理，請那些開口埋口都自豪香港是全世界資本主義表表者的大商家，每每想著搵低下階層著數時，多一點尊重別人的生命，唔好再跟我說「你情我願」。

（文中僅是此書部份精采內容，Sandel對utilitarianism的分析也相當吸引，有機會再談。）

念也晴

幾年來總提醒自己「放下」，放下某個人，放下某段過去，放下痛得入心的悲傷，給自己一條生路。不是說過，既然死不了，留著一條活命，理應想法子活得好嗎？

就如那些隨時隨地出現的關節問題，中西醫學也未能根治，擺脫不了，惟有適應與痛楚一同生活，它已住進你的身體，共存共亡。放棄了對抗後，選擇調整生活規律跟痛楚好好相處，譬如一天不要安排太頻密的行程，走路累了便停下來休息﹔右手痛了轉用左手﹔腳跟不成了便收起心愛的皮鞋，改穿球鞋﹔背痛了便多做伸展運動，真的不成了就躺下小睡一會。

痛楚不曾離去，但心理上總覺好過一點。

那麼，我‧放‧下‧了‧嗎？

行文至此停筆了好一會，想不出一個答案，反而記起一棵在新奧爾良撫摸過的參天橡樹。藍天白雲，吹著輕風，帶點微涼，橡樹就在眼前，四方八面伸延的樹幹讓它成了一把大傘。朋友問我要跟樹合照嗎？我搖搖頭，用手輕輕的觸摸樹身，希望用指尖來感受它的樹齡，再把耳朵貼在它身上，居然奢望它會解答上面的那個問題。橡樹默然，但這份謐靜卻令人感動幾乎要哭了，生命豈不就是這樣嗎？風風雨雨過後，樹仍在，沉默地向世人揭示，心寧的安靜就是我們所需，不再追問答案，才能真正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