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仇富

香港人是否仇富？富人抱怨，香港失去了我們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從前我們認為這是一個經濟高度自由的地方，只要你肯付出，努力而得到回報，人人都會尊重你。可是，今時今日，成功的商人，但卻處處被仇視，逢商必奸，誰還願意在香港投資？我們是否想香港變成福利社會？

想起Michael J. Sandel在Justice一書中，用了一個小章節論美國政府在金融海嘯後的救市行動。二零零八年十月，布殊政府向國會申請撥款七千億美元，拯救華爾街大行和金融機構。沒有人夠膽說這些公司應份得到納稅人的援助，不過，為了整體經濟利益，只好暫時放下公平與否這個問題。

可是，後來最爭議部份的是派花紅。納稅人的錢花出去了，但原來當中數以百萬計是派發給那些華爾街CEO做花紅，以AIG為例，政府動用一千七百三十億美元挽救了這間公司，但轉過頭二十名公司高層卻合共領取了一億六千五百萬美元做花紅，雖然後來有十五名高層退回花紅，稍稍平息了公憤，然而公眾仍然氣難平。

Sandel分析，整個事件的核心：公眾感到不公平／不公義(injustice)，認為這些CEO不配領取這些花紅，這些人太貪心，而可恨是，政府居然用納稅人金錢去獎賞貪婪。

這個說法表面看似成立。可是，這些華爾行CEO，在金融海嘯前領取的巨額花紅更驚人，相比起來，說他們現在比以前更貪心，好像不太成立。那麼，到底公眾真正不滿的是甚麼？

Sandel這樣說：

“This takes us to the heart of the complaint. The American public’s real objection to the bonuses – and the bailout – is not that they reward greed but that they reward failure.” (p 15)

奧巴馬在公布針對這些CEO領取花紅金額而設限時也這樣說：

“This is America. We don’t disparage wealth. We don’t begrudge anybody for achieving success. And we certainly believe that success should be rewarded. But what gets people upset – and rightfully so – are executives being rewarded for failure, especially when those rewards are subsidized by U.S. taxpayers.” (Feb 4, 2009)

美國人討厭的，是失敗者居然還獲得獎賞，這與美國社會一向所堅持的道德價值背道而馳。

回到香港，官員商界開口埋口說香港人仇富，已到了一個地步，部份香港人受催眠一樣，真的認為自己是仇富。在這個時刻，我們更加要清醒及理智地、好像Sandel一樣抽絲剝繭，搞清搞楚香港人不滿的到底是甚麼。是否每個成功商人都是我們的眼中釘？若答案是否定，哪些有錢人因為哪些原因而令人厭惡？到底我們是仇富，還是蔑視某些營商行為？例如富甲天下的大財團，旗下超級市場連紙皮都不讓阿婆執，一個斗零都賺到盡？又例如用廿蚊時薪請人洗碗，還要別人感激流涕，差點沒要下跪謝主隆恩？

那些頻頻為自己呼冤的商人，得閒可否拿出鏡子，照照自己的樣子，反思一下自己為何面目可憎？

我仍然相信，香港是一個獎賞努力的地方 ﹣ 有時候所謂獎賞不一定是金錢回報，（很灰，是不是？）但至少可以得到別人幾分尊重，晚晚睡得安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