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衛方教授

兩年前改革開放三十年周年時，協助製作《變革三十年》特輯，負責採訪北大賀衛方教授，探討中國三十年來的司法改革，節目叫做《不走回頭路》。當時在重慶西南政法大學與賀老師第一次見面，拍攝了他兩次演講，當時我和攝影師都說，賀老師的粉絲很迷他，甚至請他在衣服上簽名，如此受歡迎的場面，我們只有在台灣採訪馬英九的時候目睹過。

當時賀老師已告訴我，到浙江大學的計劃有變卦，但是否能回去北大還是未知數。過了一段時間，聽到他重回北大的消息，但很快又傳出他被派到石河子支教兩年。

今年香港書展，賀老師獲邀出席，讓我們有機會在香港一聚，並且介紹一些記者朋友給他認識，吃了道地的香港菜，愉快地聊了一個晚上。

賀老師風采依然，說話生動風趣，與我們一班後輩坦誠溝通。我說，雖然他被派到石河子支教，對他來說看似是一種懲罰，但同時對於石河子的學生來說，有機會上賀老師的課，肯定受用一生。這種因緣際會，反過來看也未嘗沒有其正面之處。

再見，堆填區

很累的一天。

早上還未到七點已經醒過來，輾轉反側，想倒頭再睡，可惜越想睡越睡不著。

起床，做做家務，看看報紙，然後上班去。

躲在剪片房一整天，工作完了，回到座位上已是晚上七點多，絕大部份的同事已下班。

把最後留在座位上的東西收拾好，清理不要的錄影帶，該還攝影部的還攝影部，該還資料室的還資料室，又去ingest房看看有沒有遺下甚麼帶子。

最最最後，把那個用了二十年的水杯收好，連同一些私人物品，統統帶回家去。

在環保大道上，想起最初來堆填區上班，那時候還在蘋果日報，沒記錯的話，是九七年吧！沙塵滾滾，一片荒蕪，有同事戲稱，像去了東莞常平睇大陸樓。有一次，環保大道發生交通意外，全線封閉，我在公司車上甚麼都做不了﹔回到公司，同事說，你走運了，剛才堅哥開會不停用粗口鬧人，我晚了回來，幸保耳根清靜。

如是者，在這十幾年當中，我離開過這個堆填區，幾年後，再回來，直到今天。

離開堆填區並沒有甚麼令我留戀﹔惟獨是今晚在車廂中，聽著音樂，心中泛起莫名的落寞感。這次，是真正的別離？是，不是？

不安全感

遠行在即，開始思考如何處理家中和個人的各種雜項雜費，怎樣交租？怎樣交水電媒？怎樣給家用？

在互聯網年代，身邊朋友早就已經網上理財，或者自動轉帳。不過，我向來都不用這些服務，是出於不信任吧！自動轉帳嘛，總覺得帳目都是要每次看清看楚才好付﹔網上理財，黑客如此猖獗，是否真的安全呢？

不過，來到這個地步被逼投降，不辦網上理財，想被人追債乎？

赫然發覺自己是如此缺乏安全感，想起少年時曾有一段時間，睡覺時會放一個枕頭在胸口上，感覺「踏實」得多 – 其實對心臟多不健康呀。而從報上閱到「女神」把車匙交給追縱她的狗仔隊幫手泊車，更覺不可思議。

二零零七年七月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似乎強化了這種不安全感，到底有甚麼是把握得住？甚麼人可以信賴？醫學雖則倡明，但科技可靠嗎？

請給我多一點時間

距離出發時間只剩下這麼一點點，案頭上的工作堆積著，很多片要看，要寫稿，要剪片，還要做後期製作。

然後，家裡一團糟，書房好長時間沒有執拾過，桌子上、書櫃上、窗台上都是書和報紙和筆記，想做的事情太多太多﹔好幾本新書還沒看，很多報紙未清理，面前是一張清單 – 是為了美國之行購置的物品。

朋友的飯局陸續有來，大學同學、老師、行家、老公的同事、自己的同事、鄰居…還有沒有時間回家多陪陪母親？

有些資料想準備，打算回港大圖書館靜修，但時間從哪兒來？啊，還有辦公室的桌子沒清理，怎辦？